《卫风·氓》叙述的是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无数次重演的生活事件：痴情女子负心郎，诗人们曾千百次地用以作为创作的题材；然而今天我们读着这二千多年前的诗章，却决不因时代的遥远，题材的习见而厌倦。诵读之中，仿佛仍能听到女主人公催人泪下的悲怆呼声。仍能看到她那哀丽坚贞的感人形象。一首诗歌，何以能具有如此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呢？近代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无论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还是欣赏艺术的观众，都只需要普遍与特殊，或说得更精确些，都只需要特殊化的普遍，即全归结和集中到一种独特心境的表现上那种普遍的艺术活动。”克罗齐把这种能表现普遍的独特心境称之为“直觉”，直觉是每个人在一定情境中的心境和情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舍弃克罗齐在认识论上的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立场，将直觉视作基于现实而产生的，真实的不加娇饰的勃生的感情，那么这段话正道出了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包括《氓》——之所以成功的第一义谛。《氓》的作者并没有任何文艺理论作为指导，他只是将即时即地（一定情境）所触发的忆念与感喟（独特心境）一一写来，潜在意识的顺次涌观，感情节奏的自然起伏，衍成了诗歌跌宕回旋的布局，塑成了主人公浮雕般具体生动的形象。其寓神理于自然的艺术胜境，足以使后世的一切大手笔叹为观止。正由于《氓》产生于文艺创作的朴素时代，因之它的杰出的艺术成就，就更能启发我们去深入领会创作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者主观意识，或称“独特心境”，文艺创作中的重大作用。
全诗共六章，情节很简单，少女为一青年男子所追求，终于结成了夫妇，尽管她甘贫操劳，三年如一日，然而色衰爱弛，最后仍逃脱不了许多弱女子共同的命运——被丈夫休弃归家。这首诗，就作与归途之中。
后人可以从这首诗中分析出许多结构与修辞上的匠心来，它并不是平铺直叙事件经过。显然，三、四二章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是女主人公在三年婚嫁生活中所得出的痛苦的经验教训：作为女子，千万不能耽溺于男女的情爱之中。男子耽于情爱，还可以自我解脱，然而女子一旦沉溺其间，就总是不能自拔！因为女子的感情是专一不二的，而男子却往往超三暮四，纵其心欲而无所拘忌！围绕着这一主旋律，前此一、二章，写了当初男子求婚，女子于归的宝贵的甜蜜回忆；后此五章，又追溯了婚后三年女子不暇的操劳与不幸的遭遇，结束之章，发为浩叹。这样围绕着主题，前后分成了两个鲜明而强烈的对照，一是男子前后态度的变化，三年前他来求婚时，带着嗤嗤的敦厚的笑，还玩了一个可爱的小小的花招，他抱着布匹来换丝，其实却是来找我商量婚姻大事。然而三年之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他的欲望一旦达到，就变得如此不仁和凶暴。二是女子际遇与心情的对比。三年前，我深感于他的爱恋与诚意，曾有过多少美好的憧憬与苦乐相融的梦。他来得匆忙，连媒人也未找好；我送他过了洪水到顿丘，约他秋天再来结同好；我登上了颓垣将他归来的车儿望，不见车来，我涕泪汪汪，一旦车来，我又是说来又是笑；然而三年后，尽管我担当了一切的辛苦与操劳。我早起晚寝，不分今日与明朝，谁知到头来，他却翻然变脸将我休弃掉！这种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那男子凶黠不仁的性格与女子善良温厚的品质，从而激荡起人们无比同情和愤慨。
然而上述分析，总是隔了一层的，设身处地体味一下女主人公的特定情境，就能感到这种看似精心的结构与修辞，其实是她潜意识流露的最自然不过的系列。
这首诗中有三处提到淇水，首章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四章之“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六章之“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三写淇水正为我们提示了主人公思绪的轨迹，作为弃妇，她的心情悲痛而又惘然，人处于这种心情之下，所产生的忆念，往往是由近边的景物唤起的，这在心理学上称作“暗示”，“淇水汤汤，渐车帷裳”是弃妇归途中的实境，当年初议婚约时，她曾“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正是渡过了淇水，他们才订下了“秋以为期”的誓约，也才有了以后的一切。淇水，是她那段以欢乐始，以悲伤终的生活的见证人，因此诗人很自然地从对涉淇订约为中心的初恋的回顾，开始了她的歌唱。涉淇订约后经过焦心的盼望，终于盼来了行媒迎娶的归车，“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是涉淇订约的自然延展，是他们爱情的高潮，欢乐的顶峰，然而同时也是以后三岁为妇不幸遭遇的起点，正因为这是欢乐与痛苦的交点，所以回忆至此，诗人万箭攒心，不可压抑地迸发出了三、四二节的痛苦呐喊，“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当初那达于顶峰的欢爱，原来是这么不可凭依！可见在回忆中插入的这二节抒情议论，并非诗人自觉的巧思结撰，而是意念感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看来这是布局上的跌荡之笔，其实这是奔腾江河的自然曲折，所以虽然曲折，却更具有澎湃汪洋的力量。
这里可以讨论的是三、四二章起始“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二个对比性的托兴，为什么诗人这里不用其他景物（比如用“逃之夭夭”），而偏举桑叶？我们以为桑树应当也是弃妇归途中所见的实物，以实境起兴的例子，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都是以眼前实景为发端起兴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弃妇归返涉淇时所见到的河岸上的桑树的实际形象，（所以下面又紧接着写道，“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而由此暗示，产生心理学上所说的“对比联想”，又回忆起行媒时，“桑叶沃若”的景象，淇水之畔，桑叶现时”黄而陨”与忆念中的“沃若”之美所构成的触目惊心的对照，使得弃妇自然地取以为三、四段的起兴，所以能一气贯下，其势正与汤汤淇水浑融为一，而荡人心魂。桑叶沃若与黄陨的对比，是爱情由盛而衰的象喻（用欧阳修说），因此由叶落陨黄，又自然转入了婚后三年不幸生活的回忆，在这一节中“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二句尤可玩味，第四章前半是回忆婚后之不幸，而“兄弟”二句则是女子返渡淇水时所预想的到家后的情景，这与《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在休归途中预想到“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处于同样的心理状态，由回忆到预想的踊跃，只有在弃妇返归的特定情境中方会出现，是潜意识在此诗中主导作用的又一鲜明表现，往事不堪回首，前程又复可畏，至此这女子不禁发出了“静言思之、射自悼矣”的哀叹，而最后的第六章十句又正是想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时烦乱心情的自然延展：象这样下去，即使与你白首到老，只怕更增加我的哀怨，淇水还有个岸，河岸还有个边，我的怨愁又何时能完？温存的言笑，旦旦的誓言，还在我眼前，又何曾想到一朝反悔；既然你反悔了，那就不必再苦苦追思，过去了的一切，也只有一丢了事……诗人至此，已百无聊赖，无复可言，只有那无声的哀思，在引动着读者对女主人公后来遭际的担心与关怀。
诗是需要反复诵读的，前析女主人公的感情起伏变化，可从本诗的音乐节奏中去体味，诗的首章，音调于缠绵中带有渺远之韵，平顺中微见恻隐之感，读来似闻话语絮絮，这正是诗人刚回到久远的往事忆念中惘然若失的心声，回忆的逐渐深入，使她逐渐忘情，诗的节奏趋热烈而亢扬，然而乐极生悲，触物伤神，从美梦中惊醒，三、四二章长歌当哭般的呼号，又显示出诗人对一去不复返的已往情爱的深重痛惜与对负心人的强烈愤慨，于是更变为五章前半的急调促弦，从中似可闻历数切责之声，至此回忆已尽，想到前途茫茫，从激奋中落人空虚，故音节又急转直下发出五章的哀叹，并衍为六章的一片如泣如咽之音。“诗言志，歌咏言”，全诗节奏的这种起伏、扬抑，曼促变化，正有助于我们了解《卫风·氓》是女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心境的自然发展。
《氓》的杰出的艺术成就，形象地说明了作者为环境所促发的意识流、感情流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并不是说，诗作是纯主观的产物，《氓》中女主人公的这种“独特心境”，既是被弃归返，重涉淇水，而对枯桑的具体环境所引发的，更是古来无数同类妇女呼声的反映。她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实际上是过去时代，以经济支配权为基础的男子在婚姻上的支配权所造成的。所谓一定情境正是上述具体与一般的、或者说特殊的与普遍的两方面的结合。《氓》的艺术成就，既说明了克罗齐所论“创作中的一定情境中的独特心境”有相当的合理性，又有力地驳斥了他把创作的原始归结到独特的心境的唯心主义立场。从对《氓》的分析鉴赏中，可以进而理解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我们应该取慎重的扬弃态度。
《氓》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的写形传神，自然焕美的语言特色，它的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体格局，使之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更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马茂元，赵昌平）